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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山被冤青年出狱后生活:与社会脱节不会用手机|王建平|萧山|青年

时间:2013-08-06 13:58:35    来源: 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 编辑:
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(1997年)。 资料照片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(1997年)。 资料照片

  ■本报记者李茂君

  5个男人的命运在这个酷暑发生了大逆转。

  1995年,浙江萧山发生 “3 20”和“8 12”两起出租司机劫杀案。当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,两案是萧山籍男青年朱又平、陈建阳、田伟冬、田孝平、王建平等5人所为,并查出陈建阳、田伟冬于同年盗窃价值1600余元的财物,田孝平于同年单独实施抢劫货车司机作案两起。1997年,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其中4人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,另1人被判无期徒刑。

  到了2011年7月,杭州警方在破案中,才由指纹信息确认了“3 20案”的真凶另有其人。之后,5人才彻底洗清杀人嫌疑。今年7月,浙江省高院对上述5人再审宣判,撤销原一、二审判决对前述5人针对该两起犯罪的定罪量刑,宣告王建平、朱又平无罪。法院还对陈建阳、田伟冬和田孝平当年的盗窃和抢劫行为,分别作出改判。

  “萧山5青年案”和“张氏叔侄案”一起,被不少人视为中国法制史的标志性事件。

  但对身处其中的5个人来说,更重要是,如何从“杀人犯”走向“无罪”后的人生。

  一

  田孝平的奶奶已经96岁,一直在等孙子回来,她几年前就头脑糊涂了,可孙子回来时,老人家却一眼认了出来,喜极而泣,给了阔别18年的孙子200元钱。

  田孝平是第一个被抓的,也是第一个招供的。

  所以,记者见到他时,下巴瘦削的他,眉目间流露出许多的不安与不自在。

  “第一个招供”——这让田孝平感觉,愧对其他4人,他觉得这是自己难以抹去的污点。

  他一个劲地抽烟,给周边人发烟,静听别人聊天,而自己一言不发。

  他对记者说:“我这辈子基本完了,你看看,头发多半都白了。”

  18年前被抓时,他是5人中年龄最小的,当时只有18岁。

  刚开始,他搞不清楚,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,被关进了派出所。

  后来知道,“我是因为另外一点事情被抓进去,后被送到临浦派出所。有一天审讯人员对我说,有两起杀人案,你们的同案犯都抓到了,你不相信可以问一下,朱又平就关在隔壁”。

  田孝平连喊了几声朱又平,竟得到了对方应答,彼此惊呼:“你怎么进来的?”

  田朱两家住得不远,上学时,朱又平高田孝平一届,彼此很熟悉。可糊里糊涂地,两人便成了同案犯。

  不久后,审讯人员扔给他一大摞案卷材料:“陈建阳他们都交代了,你自己看看吧!”

  当年一审开庭时,只有田孝平对指控犯罪供认不讳。“我之所以承认,是因为律师要求我这么做,当时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一条命。”

  一审判决田孝平无期徒刑,田孝平没有上诉:“整整1年时间,我一直在做噩梦,梦到后面有几个人在追杀我,好多次从梦中吓得尖叫醒来。”

  而今,与采访中其他4人的状态不一样,田孝平神态更为黯淡。

  他几乎没谈到对美好生活的热望。

  田孝平家4代人,依旧挤在一座年久失修的3层小楼中。这座有些寒碜的房子,前后花了8年才造好。

  他的父亲很瘦。这位68岁的老人,已患癌症。全家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,橱窗里与堆积的纸箱中,到处都是药品。田母拿起其中一盒说:“单这个一盒就要1000多元,为他爸治病,已经花了20多万元。”

  他的奶奶已经96岁,一直在等孙子回来。她几年前就头脑糊涂了,可孙子回来时,老人家却一眼认了出来,喜极而泣,给了阔别18年的孙子200元钱。

  他的母亲心痛地说,自己3个儿子中,孝平很活络,善交朋友,“如果不出事,肯定会有出息”。

  如今他们茫然的是,孝平找个对象都不顺利,“有三四个看过,要么很胖,要么很矮,要么离过婚,可条件好点的人家怎么会找我们”。

  而田孝平的嫂子对记者说,最担心的,还是他“与社会严重脱节,智商严重偏低”。据她介绍,田孝平现在很容易上当受骗,从出来至今,已经买过两个“假手机”:“一个是电视购物上买的,另一个不知道哪儿买的,卡都装不进去,就是个模型。”

  二

  朱母始终坚信自己儿子是无罪的,可奚落和质疑从不间断:“你儿子没杀人为何被抓进去了?他们为什么不会抓我儿。”她无言以对。

  朱又平、田孝平、田伟冬家,都在离杭州城区40多公里的进化镇欢潭村。朱家的房子20多年没动过,几乎是村里最老的房子。

  朱又平入狱后,为了更好照顾悲痛欲绝的父母,她的姐姐选择离婚,说到弟弟她以泪洗面:“一气一累,前年我爸爸得了癌症去世了,66岁,硬是没等到我弟弟出来。”朱母神色黯然,转头看挂在里屋的遗像:“他爸爸有什么事都郁结在心里,不像我们女人,哭一哭就会好些。现在,儿子回来了,他却阴阳隔绝了。”

  父亲去世,朱又平困在狱中,无法送终。朱家只有他一个儿子,出殡时灵柩都找不到人捧,在当地农村,这是最大的遗憾和悲痛。

  但18年里,比父亲辞世更让他们心寒的,是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和家人遭受的唾弃白眼。

  朱母始终坚信自己儿子是无罪的,可奚落和质疑从不间断:“你儿子没杀人为何被抓进去了?他们为什么不会抓我儿。”一次次,她无言以对。

  父亲患癌症病危时,朱又平拖着沉重的脚镣在病床前见了父亲最后一面,“当时医院的人像看猴子一样围拢来看我”。

  朱又平一直记得:“父亲临终前,说,‘等抓到了真凶,案子就能平反了’。”

  审判真凶时,朱又平等5人去了现场。“我们不恨他。”朱又平说到激动处,不停抽烟,不断叹息。

  烟雾缭绕的叹息声中,新生活,毕竟还是开始了。

  年初,为迎接儿子回来,朱母向亲友借了10多万元,将这3层的小楼,装饰一新。家里又专门给朱又平的房间安了空调。

  重获自由,让朱又平如梦如幻。

  从前的几位好友极力带他 “见识世面”,逛商场,吃豆捞,乘坐观光电梯……

  “完全不一样了!感觉我是外星人一样。”朱又平说,他到了商场,都不知道扶梯是感应的,被朋友拉到旁边告诉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“我很感谢我的几位兄弟,他们像教小孩子一样教我适应社会,还想方设法让我不出洋相。”朱又平开始对智能手机爱不释手,里面的微信等应用软件,让他十分好奇与着迷。这是他刚出狱时一位同学送的,“根本不会用,在我外甥女抽屉里锁了很久,后来她逐渐教会了我”。

  让这个家庭开心的事情是,朱又平已经有了一位貌美贤惠的妻子,在萧山上班。

  她对自己的未婚夫及未来生活抱有期待,和记者聊了没几句,得知朱又平从市区搭乘公交到了村口,她立马起身开车去接了。

  现在他的生活,完全靠朋友接济。他的初中同学,如今已是开着豪车的大老板。偶尔,他们会说起那一刻的人生转折点——

  那是一个平静的傍晚,朱又平在家里抱着小外甥女玩,派出所和法制办人员突然来到家里:“你姐姐那边出事了,需要你配合调查。”就这样,朱又平跟他们走了。

  那是1995年,刚刚20岁的朱又平,刚刚从轧钢厂辞职,正打算“下海”做点小生意。

  而今,出狱已半年,朱又平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,却还来不及考虑。

  应该,不再有那些流言蜚语、奚落白眼了吧?

  三

  18年来,他的父亲陈朝海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。“其他4位家长都坚信自己的孩子没杀人。我却认为我儿子真是杀人了……”

  田孝平容易受骗,而陈建阳,“什么都不信,甚至连自己都不信”。

  起初他以朱又平的“朋友”身份,向记者愤愤不平地 “对冤案谈了看法”。直到告别时,他才面有愧色地说:“兄弟,看起来你是真心关心我们的,我也不忍心继续瞒你,我就是陈建阳。”

  18年来,他的父亲陈朝海,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。

  “其他4位家长,都坚信自己的孩子没杀人。我却认为,我儿子真是杀人了。不然,怎么会抓他?我以为不会出错的……”

  回荡着这席话的屋子,冷冷清清。简陋的一张饭桌,一个透明烟灰缸、一个水杯,构成了陈朝海的每日生活。

  这么多年了,自从儿子出事后,他精神压力过大,吃不好饭,只是不断地抽烟。

  1995年,陈建阳20岁,离开村里去萧山打工,做宾馆保安。也就在这一年,陈建阳的父母离了婚。直到现在,陈朝海都对自己的前妻愤恨在心:“建阳就是她带出去的,如果本本分分在家务农,哪有这个牢狱之灾?”

  每次探监时,陈建阳都坚持说:“爸爸,我没有杀人,我真是冤枉的!如果真杀人了,也不用你花钱请律师,请了也没用。”

  为了让儿子在狱中不要太苦,陈朝海租种了10多亩田,每天还在工地做泥水工赚点钱,东拼西凑维持生活。

  而与他不同的是,陈建阳的奶奶始终坚信,自己孙子不会杀人。

  “听说陈朝海的儿子杀人了,要到欢潭村来枪毙,给大家看。”流言蜚语在村里传开,老人听到后,便瘫坐在地上痛哭。直到离世前一刻,老人依然坚持:“我不能死,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大孙子清白回来。”

  陈朝海的3个弟弟,如今都抱上了孙子,他很羡慕。为此,他将20多年的老房子门窗都换了,还加盖出一间,以求不要太寒碜。

  “听说建阳在谈对象了,有个姑娘也来过两次,说建阳人蛮高大,头脑也灵活,我希望他们年底能结婚。”陈朝海说。

  “即使能有孩子,我自己也要40多岁了,去幼儿园接送,大多数的小朋友都会以为是外公或爷爷吧……”陈建阳说。

  四

  前不久,王建平在同学的陪伴下游走了山东多个地方,考察一下几样产品“运到萧山后还能不能赚钱”。

  不只是陈建阳,狱中生涯让王建平也变得“不信任”,而且,谨小慎微。

  在萧山城区一家咖啡店,记者等来了王建平。见面一番打量,又验证记者证后,他心里才慢慢踏实。

  陪同王建平来的,是他一位初中同学。他告诉记者,王建平出来后,格外谨小慎微,自己一个人从不敢出门。他们几个好友轮番陪伴,帮他重新适应生活。

  “你想问什么,我都会老实交代的,我会对我说的所有话负责。”王建平说。

  前不久,王建平在同学的陪伴下,游走了山东多个地方,考察一下几样产品“运到萧山后还能不能赚钱”。“其实也不是想做生意,就是我必须强迫自己有事情做,一旦没事做,我就觉得度日如年。”

  王建平家在蜀山街道湖东村,在这个已经城市化的乡村里,王建平家的住宅是最为破旧的。出狱的时候,王建平发现“周边到处都是红绿灯,高楼大厦,连家都找不到了”。

  1995年,19岁的王建平是一名水电安装工,在一家公司上班。他是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后,主动去接受调查的,“没想到进去后就没出来了”。

  王建平的左手手腕上,有一道清晰的刀痕。

  他坦言,还自己清白,一直是支撑他生活的意念;但就在父母申诉多年无门的时候,他为受到拖累的家庭负疚,决定割腕,以死证明清白。

  看着日渐老去的父母,他更加清楚:“我不能轻生,要为父母活着,为了自己的清白活着,要让父母得到应有的尊重,而不是杀人犯的爹娘。”

  “我由衷地感谢警察能比对指纹,这是公安部门的进步。”王建平相信政府会处理好他们出狱后的生活保障,“只有抹去阴影,才能挺直腰板。坐这么多年的牢,我学会了坦然面对,懂得只有活着,才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。”

  可愤恨,依旧存于心中。出狱后,5人都去考了驾照,唯独王建平理论考试没通过,他说自己无论如何都“静不下心来”,十几年前种下的阴影,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  五

  18年来,田伟冬的父母到监狱看他110次。“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,我不会撑到今天。”释放那天,妹妹开着车来接他,两个人抱头痛哭。

  相对而言,田伟冬是最“积极”的。

  几位知情的律师说,田伟冬出来后逐个“拜访”了他的“冤案制造者”。这些当年的一线干警与法官如今都已升迁。他对其中一位警察说:“物是人非啊!祝贺你高就,遗憾的是,当年你是所里少有的大学生,你非但没发挥你的教化修养,倒是施展了你的野蛮拳脚,历历在目啊……”警官听罢一脸惨白;他去“看望”一位已是某区院长的当年警官,门卫不让进,“报告说老朋友来看他了”,院长得知立马停下例会,亲自到大门口迎接,田伟冬淡淡地说:“你当年放言让我不死的话回来找你,我真回来了……”但见对方倒茶的双手抖作一团。

  当年的辩护律师辛本峰对田伟冬评价很高:“5人进去前,田伟冬是个饭店老板,高中毕业,家庭条件也最好,出来后,适应社会也最快。”

  他身体壮实,鼻梁上架了一副黑框眼镜,如今的田伟冬透出几分文气与干练,几人当中他的口才最好,说话也“稳、准、狠”。尽管监狱中失去了自由与尊严,但田伟冬将“刑期当学期”,不忘刻苦学习,考了物流管理自考大专学历。5人中还有朱又平考了法律自考大专学历,然而两人都没有去领文凭,因为“那是痛的记忆”。

  在派出所、法庭和监狱里,田伟冬始终没有认罪,代价是疼痛难忍的他咬掉自己半截舌头,两次头部撞墙缝了好几针。“有就有,没就没,父母的教养我坚守住了,我问心无愧。”田伟冬说。

  让他心痛的是,他家人为此承受极大的精神损伤。田伟冬的母亲孔月文是村里备受尊重的女强人,为让儿子有个更好的生活起点,她筹钱建了村里最好的房子迎接儿子出狱。这是一栋4层小楼,红褐色的瓷砖显得很有质感。“总共花了107万元,自己只有20多万元,其余的都是借来的,水泥钢筋是只付一半钱赊来的。为了儿子的新生,我甘愿付出一切。”孔月文介绍,虽然政府或许能帮找个工作,但怕不适应,还是希望儿子自己做生意。

  狱中18年,田伟冬的父母到监狱看他110次。“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,我不会走到今天。”田伟冬伤心说道,他被异地羁押时,母亲在万般绝望下曾想过寻死,是父亲牢牢拉住了她。

  他还记得释放那天,妹妹开着车来接他,两个人抱头痛哭,跳火盆、放鞭炮、与亲人逐一拥抱。如今,本村一位姑娘已经愿意和伟冬结婚,打算年底就办喜事。

  18年,他有不少悔恨,也反思了不少。如今,他想要的,是一份稳定的工作,和平凡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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